惊雷坠石,举重若轻——当代碑学书法巨擘孙伯翔先生
于志超
于志超
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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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伯翔先生生于1934年,天津武清人,现为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他曾师从王学仲、孙其峰诸名家,潜心翰墨70余载,初习唐楷,后专习北魏石刻。其书法筑基于《龙门二十品》、六朝摩崖、墓志,尤钟情于《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他取法高古,得其神髓,多有变法,碑中寓帖,作品方峻挺拔中含清新灵动,艺术造诣深厚,为书坛仰慕。

    清代碑学晚期,随着独尊北碑陷于困境,碑学后期代表人物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的书法立场发生了明显转换,由独尊北碑,转向碑帖兼融。碑帖兼融一途的开启,挽碑学狂澜于既倒,为碑学别开一生面,成为清末民初书法创作主潮。清末民初碑学仍对书坛构成强势笼罩,但碑帖兼融的趋向,已使大多书家放弃了固守北碑的拘执,可以说,自清末民初随着碑学的转向,在魏碑楷书方面几乎没有出现大家。
    以历史眼光看,将孙伯翔推为近百年来不同俗流、为数不多的碑楷书大家之一,似乎并不为过。孙伯翔的碑学实践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北碑创作路子,他不是以笔迫刀,用笔来描幕刀痕,而是使笔如刀,在自然的书写性中迫寻、体现刀味,这与李瑞清、曾熙乃至当代的胡小石都拉开了很大距离。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书家不同审美意趣的结果。孙伯翔认为魏碑是夷变夏而复归于夏的结果。这种对魏碑的独具法眼,使孙伯翔在碑书创作中能够清醒地摆正“笔”与“刀”孰轻孰重的关系,而其理论价值则在于,他以一流碑书实践家的敏感道破了魏碑笔法之谜。
    在当代,启功先生有“师笔不师刀”的警言。魏碑笔法是刀、笔融合的,它是华夏文化与鲜卑文化浑沦一象在笔法上的体现,至于刻手的精粗当然存在,但魏碑基本笔法形态和审美风格特征并不会因刻手工匠水平的高低优劣而发生根本改变。孙伯翔对魏碑笔法的认识首先是立足于书写性这一原则下——“唯笔软而奇怪生焉”,笔法的奥妙来自柔软笔毫的千变万化,而刀意是在遗毫挥运、使转腾娜中自然产生的。   

    孙伯翔碑书斜画紧结,雄奇角出,朴茂逸宕,极具空间化造型的美感。孙伯翔书法多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魏碑斧劈刀砍、钢打铁铸般的艺术效果,再现了魏碑大气磅礴、奇崛方雄的艺术魅力。较诸《龙门二十品》的刀痕毕现,孙伯翔注重笔墨意味的传达,以书写性冲淡刀凿的僵硬做作之气,一任自然,酣畅淋漓。而他以笔作刀在不经意的挥运斩折中将碑的方折圭角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举重若轻的写碑本领使孙伯翔超越前贤而可直与于右任接。   

    在孙伯翔身上,有着一种平民化格调,自然、质朴、纯真,这与他的碑书创作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审美心理的内在契合。在当代书坛孙伯翔是能够将主体个性气质与书法古典传统和时代审美风格加以完美结合的为数不多的书家之一。他的书法求变而不炫奇,求新而不求怪,新理异态,出之自然、出之自在。
    孙伯翔的碑书创作有力地提升了清末民初以来魏楷书的创作地位和品位,并将其导向一个可供发展的历史象限,魏碑楷书将确立孙伯翔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近年来,为拓宽创作领域,孙伯翔又转向碑行书创作,并以其自然质朴的韵致,呈现出一家风貌,在碑帖融合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更为难得的是,孙伯翔先生为人诚朴,其书品之高、人品之高,影响着当代书坛一大批中青年书法艺术家。作为里程碑式的书坛人物,孙伯翔书法作品的价值自不待言,历史已经并将进一步给出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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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日期:2014/7/4 11:22:59

评论

冯爱军

冯爱军

津门碑派重镇,王学仲先生去后,就属孙先生了!